作者之一张引墨在后记中引用李银河的一句话作为这个结论的解释：“由于我的样本很少，所有没有任何统计意义，也不能做任何统计推论……其中所有的材料只具有‘存在着这样一种事实’的意义……”

　　但《玫瑰》中所叙述的“事实”，仍然引起了强烈关注。发行半年来，该书重印6次，销售量达16万册以上。许多家长看完这本书后，觉得“不敢相信”、“毛骨悚然”；而初衷是面对老师和家长的书，中学生却成了主流读者群，他们觉得这本书“很好”，为他们提供了更多“科学”和“人性化”的知识；更多性学家和青春期性教育工作者，也站出来对“这个事实”发表观点，因为在13个“事实”背后，是青春期成长过程中更多不可忽视的“事实”。

　　“对于这些孩子来讲，接受这个访问，都带有一点自我总结的性质”

　　看过这本书的人，都会敬佩这两位编采。

　　不仅因为他们有勇气公开出版这个敏感而隐晦的题材的书，更因为他们能够找到这么多人，说服他们接受访问，并愿意向公众讲述他们对这一经历的思考和感受。

　　对张引墨来讲，事实远不如人们想像得那样复杂。

　　“我几乎是被动的。”她笑着说。当她把作这个研究的打算散布出去后，她更多的只是等待。在近一年的时间里，她碰到的多是这样的情景———一位受访者打电话来：今天就见面吧。

　　张引墨：今天我太累了，能换个时间吗？

　　受访者：不行！就今天。也许明天我就不想讲了。

　　于是，张引墨常常在结束白天的工作后，疲惫地赶到约定地点———通常是一家肯德基或麦当劳，要两杯饮料，就着薯条和烤鸡翅，开始谈论这个被大多数人认为难于启齿的话题。

　　只要谈话一开始，张引墨的疲惫很快就消失了。很多时候，是受访对象一个人侃侃而谈，她很快便由一名访问者变成了一个倾听者。

　　促成张引墨写这本书的原因，是在她作为《中外少年》杂志8年编辑的过程中，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学生，在尚未具备处理性行为应具有的知识和心理能力时，就开始了尝试。对于后果，他们更是知之甚少。

　　张引墨讲述的一件事让《玫瑰》的另一个作者孙云晓念念不忘。

　　那是《中外少年》的一个中学生记者和他的同学一起出去玩，到了晚上休息的时候，学生们很自然地便一男一女地进了房间。“根本没有刻意地安排，而是孩子们觉得谁该和谁一起住，就和谁一起住。”这个小记者当时正上高中二年级。

　　另外一件事则带点悲剧色彩：张引墨的一位中学生朋友高考没有考好，因为在高考前一个月，她陪自己的好朋友去医院堕胎。更惨的是，堕胎之后的一个星期，这个女孩子还坚持参加了体育课的1000米达标测验。也正因为此，在以后的体检中，她的腹部永远留下了一块阴影。这个女孩子后来考上了一所医科大学，每当上妇科学这门课时，她都后悔不已，并且开始怀疑自己是否丧失了当妈妈的能力。

　　孙云晓是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，他从这两个故事里感受到了一种“变迁的暗流”。

　　“我感到非常惊讶。现在的青春期孩子，早已从青春期的情感萌动，向勇敢尝试性行为转变。这意味着中国正在迈进一场静悄悄的青春期性革命，如果不加以正确引导，西方上世纪1960年代的性解放思潮，也许就会在中国上演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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